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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2月3日，華盛頓：世界銀行集團今天宣佈2021-2025年新的重要氣候目標，將目前5年投資額增加一倍至2000億美元，以支持各國采取雄心勃勃的氣候行動。新計劃顯著加大瞭對氣候適應與韌性的支持力度，承認氣候變化對生活生計日益增大的影響，在世界最貧困國傢尤甚。該計劃也彰顯出世界銀行集團雄心的極大提振，向廣大國際社會發出一個重要信號，要求他們也這樣做。世界銀行集團關於氣候行動宣傳片截圖世界銀行集團行長金墉說：“氣候變化是世界最貧困和最脆弱群體面臨的一個實際存在的威脅。這些新目標顯示出我們對這個問題是認真的，在未來5年投入和調動2000億美元抗擊氣候變化。我們迫使自己在氣候問題上做得更多，走得更快，我們呼籲國際社會也這樣做。這關乎到讓國傢和社區負責構建一個更安全、更具有氣候韌性的未來。”世行集團的2000億美元包括直接來自世界銀行（IBRD/IDA）的約1000億美元資金和直接來自國際金融公司（IFC）和多邊投資擔保機構（MIGA）共約1000億美元資金以及世界銀行集團調動的私人資本。一個關鍵性的優先重點是增加對氣候適應的支持，承認全世界億萬人民業已面臨更極端的天氣事件帶來的嚴重後果。通過在21-25財年增加對氣候適應的直接融資達到500億美元左右，世界銀行將首次給予氣候適應與減排投資同樣的重視。世界銀行首席執行官克裡斯塔利娜?格奧爾基耶娃說：“由於氣候變化帶來的災難性影響，人民的生活生計受到損失。我們必須打擊其根源，但也要適應其後果，世界最貧困人口往往受害最大。這就是為什麼世界銀行承諾將氣候融資增加到1000億美元，其中一半將用於建設更具適應性的住房、學校和基礎設施，投資發展氣候智能型農業、可持續水資源管理和響應型社會安全網。”新資金將確保適應工作以系統的方式進行，世界銀行將開發一個新的評級系統來跟蹤和激勵全球進展。行動措施包括支持更高質量的預測、早期預警系統和氣候信息服務，使30個發展中國傢2.5億人口做好應對氣候風險的準備。此外，預計的投資項目還將在40個國傢建立更具氣候響應性的社會保護系統，在20個國傢資助氣候智能型農業投資項目。國際金融公司首席執行官菲利普?勒奧魯說：“對於私營部門來說，實際上有數萬億美元的機遇可以投資有助於拯救地球的項目。我們的工作就是走出去和積極尋找這些機遇，利用我們的去風險工具，吸引私營部門投資。我們在幫助投資可再生能源、綠色建築、氣候智能型農業、城市交通、水務和城市垃圾管理方面會做得更多。”世界銀行集團關於氣候行動宣傳片截圖新目標建立在世界銀行集團《2016年氣候變化行動計劃》的基礎上。2018年，世界銀行集團為氣候行動提供瞭破紀錄的205億美元資金：比巴黎氣候協定簽署前一年翻瞭一番，提前兩年實現瞭2020年的目標。世界銀行集團將繼續把氣候考慮納入其工作范圍，包括篩查項目的氣候風險，建立適當的風險緩釋措施，披露溫室氣體排放總量和凈排放量，對所有物質投資采用影子碳價等。為瞭增強對各國的全系統影響，世界銀行集團將支持把氣候考慮納入政策計劃、投資設計、實施和評估，還將支持至少20個國傢實施和更新《國傢自主貢獻》，在設計和實施具有變革性影響的低碳政策方面增加與財政部的接觸。在關鍵領域開展的努力包括：能源：支持36GW可再生能源發電、整合和使能基礎設施，支持通過提高能效節電150萬GWh當量；城市：幫助100個城市實現低碳和韌性城市規劃和公交導向性開發；.糧食和土地利用：在約50個國傢加強綜合景觀管理，覆蓋森林面積可達1.2億公頃。編輯註：《2025年氣候行動及目標和適應行動計劃》於2020年7月1日開始實施， 2025年6月30日結束。（編輯：Nico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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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山噴發可能對環境、氣候和人類產生全球性影響，比如有一種說法，坦博拉（Tambora）火山爆發是拿破侖在滑鐵盧戰役中敗北的原因之一。火山爆發期間產生的噴發柱由火山灰和氣體組成，可以在噴發口上方數公裡處抵達平流層（10-50km），並在那裡通過大氣環流向全球擴散。例如1991年菲律賓皮納圖博火山噴發產生的火山灰雲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內就環繞瞭地球（Oppenheimer，2012）。註入平流層的大量含硫氣體和灰塵顆粒，很大一部分在幾天內消失，其餘的則轉化為硫酸和水的混合物，以微小顆粒的形式存在，它們在平流層的停留時間可以長達一年，引起光學效應並散射太陽光，從而對氣候產生冷卻效應。火山爆發能對地球低層大氣造成深刻而長久的影響，那麼它能影響中高層大氣甚至電離層嗎？近期，倫敦帝國理工學院地球科學與工程系研究人員Genge在Geology上發表封面文章（圖1），提出瞭一種火山爆發影響全球電離層的新機制——噴發柱的電荷引起火山灰的靜電懸浮，導致直徑<500nm的火山顆粒進入電離層，並在100s的時間尺度上幹擾電離層。圖1Geology第10期封面傳統觀點認為，平流層的逆溫效應阻礙瞭對流上升，因此火山噴出的火山灰不會對高層大氣產生重大影響。然而，爆發性火山噴發期間頻繁發生的火山閃電現象表明，噴發柱帶有顯著的電荷（圖1）。Lane和Gilbert的觀測及模型表明火山灰通常帶負電，而火山氣體通常帶正電，灰與氣體受對流和風的影響發生物理分離，從而產生大凈電荷。因此，爆炸性火山噴發可以視為一個發電機和電荷分離器，帶電的火山灰顆粒與具有相同極性的凈電荷的噴發物之間因為靜電相互作用而產生懸浮。顆粒的動態模擬結果如圖2所示，直徑為50nm、100nm和500nm的顆粒，從噴發柱（～10庫侖凈電荷）通過對流上升到50km高度後，可以在大約2小時內，分別達到110km、90km和60km的高空。大型火山隻要噴發的時間較長（如1991年皮納圖博火山噴發的高潮期為9小時），而懸浮顆粒在這段時間內保持帶電，它們就有足夠的時間抵達最大高度。當然，由於與大氣中的正離子發生作用，火山顆粒的電荷會發生松弛，從而限制瞭懸浮時間。基於氣體動力學理論，電荷弛豫時間約為100-1000s。大的爆炸性火山噴發產生的火山灰通常是矽質的，這種材質的電荷弛豫時間更為長久。圖2模擬的50km直徑的火山巖噴發柱上，直徑為100nm（紅色）、50nm（綠色）和10nm（灰色）的火山顆粒軌跡。平流層中的灰點表示噴發柱內的點電荷，粗體字表示達到峰值高度的時間 。在幾次火山爆發期間，科學傢們都觀察到瞭全球尺度的電離層電流擾動，擾動隨噴發的量級變化而變化。雖然這種擾動可以從重力波的角度去解釋，但它們也可以解釋為懸浮粒子的變化結果——靜電懸浮將負電荷帶入電離層，從而降低大氣中的正離子密度。Genge的研究還提出瞭一個非常新穎的觀點，認為火山灰的靜電懸浮可能導致全球氣候的短期變化。其主要機制是大氣電場的顯著破壞以及電離層的短響應時間可能會在超級火山噴發期間幹擾雲的形成，從而減少瞭全球的雲層覆蓋和降水。當電離層恢復正常時，全球雲團形成受到抑制，大氣中H2O的含量增加，雲層覆蓋得到增強，導致降水增加。這一觀點與通常認為由平流層氣溶膠引起變化而導致的降水增加機制有顯著區別。圖3顯示瞭1883年8月26日印尼喀拉喀托火山爆發後的氣溫數據和降水數據。從喀拉喀托火山噴發前後的降水頻率來看，8月22日至8月27日期間，記錄降水的氣象站數量最少（總共138個站點）。圖31883年北美、歐洲、俄羅斯和澳大利亞47個站點測量的平均最高和最低日氣溫（藍線）。橙色曲線顯示記錄降水的氣象站數，它在1883年8月22-27日之間降至最低（間隔用實線垂直線表示）。以上研究成果為理解整個地球不同圈層的耦合提出瞭非常新穎的觀點，並從量級上估算瞭地表火山活動對整個上層大氣圈造成的顯著影響，文中的推論需要跨學科聯合以及更加詳細、準確的觀測來證實。（編輯：Wen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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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光伏產業正處於轉型發展的關鍵期。日前，在由中國光伏行業協會舉辦的年度大會上，國傢發改委能源研究所可再生能源發展中心副主任陶冶表示，2020年，光伏行業或實現平價上網。但業內多位大咖表示，非技術成本正在成為實現平價上網的“攔路虎”，是光伏行業需要迫切解決的問題。 據瞭解，光伏電站的投資總成本分為技術成本和非技術成本。從目前來看，光伏行業的投資成本約為4.5元/瓦。但10年來，光伏行業的技術成本下降幅度超90%，非技術成本卻並未呈現同步下降趨勢，在總成本中的占比高達20%-30%，成為平價上網的重要障礙。01、技術性成本可再降30%據中國光伏行業協會副理事長兼秘書長王勃華介紹，在降本方面，光伏產業鏈四個制造端均呈快速下降趨勢。他表示，僅今年以來，隆基的矽片價格已實現10次下降，下降幅度約四成左右。多晶組件價格也從2008年的30元/瓦下降到如今的2元/瓦，10年間的降幅約為94%，不含稅成本可低至1.63元/瓦。 “應該說，目前光伏行業還處於成本快速下降的過程中，預計2018-2022年，還有30%的下降空間，且多表現為技術性成本的下降，其中組件成本可降低至1元/瓦。”王勃華表示。 通威集團副總裁胡榮柱表示，在能源結構由化石能源向清潔能源轉型方面，中國已經走在瞭世界前列。通威旗下永祥股份高純晶矽的生產成本已經降至4萬元/噸以下，處於行業領先水平。與此同時，通威太陽能電池片環節實現連續50個月持續盈利、連續50個月開工率100%、連續50個月滿產滿銷，非矽成本降低至0.3元/瓦以下。 通威股份光伏事業部總裁陳星宇介紹，為推動平價上網早日實現，通威推出瞭漁光一體的“543領跑計劃”，到2018年底，通威的全部電站要降到5元/瓦以下，明年降到4元/瓦，後年降到3元/瓦。而隨著“531政策”的實施，該計劃進程已經明顯提前，預計今年年底到明年上半年，通威的漁光一體電站建設成本有望降到4元/瓦左右。 據瞭解，從2007年至今，光伏發電度電成本累計下降瞭90%以上。11月20日，中國電力建設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光伏組件框架集中采購項目正式開標。從公佈的信息來看，光伏組件價格再創新低，多晶組件最低價低至1.55元/瓦，單晶組件最低價達1.58元/瓦。但隆基股份董事長鐘寶申認為： “明年組件價格即使能降價，幅度也非常有限，絕對不會低於這次的‘底價’水準。”02、非技術降本勢在必行去補貼、降電價是光伏企業的共識，不降成本就無法實現降電價。在中國可再生能源學會副理事長趙玉文看來，降低非技術成本已經是“箭在弦上，不得不發”。“降低非技術成本是實現光伏平價上網的必經之路，非技術成本必須下降！”趙玉文對記者表示。 “在技術成本上，光伏企業通過持續的技術革新，目前產品的技術成本已降至很低，可以滿足平價上網的要求。但在非技術成本上，當下的狀況是在總成本中占比較高。隨著國傢和地方的政策支持、稅費改革以及投資環境的改變，非技術成本有望進一步降低，且空間很大，這方面期待各級政府主管部門更大力度的支持和部門間的相互協同。”天合光能董事長高紀凡表示。 據記者瞭解，光伏電站的非技術成本主要包括土地使用成本、發電增值稅、融資成本、電網連接成本等。由於不同地區、不同企業、不同電站的情況各異，實際非技術成本略有差異，但總體上，非技術成本占比大約在20%-30%。03、非技術性成本如何降在非技術成本中，土地使用成本占比最高，大約占光伏發電投資總成本的8%左右。據趙玉文介紹，在土地成本上，有些地區存在亂收費現象。“土地成本當地隨便開價，沒有約束、沒有管理，且要價越來越高。”除土地成本外，他還提到行業內一直存在的“路條費”。“路條費用應該等於零，但現在仍有0.2-0.3元/瓦的費用。” 陽光電源董事長曹仁賢則表示：“土地使用稅和發電增值稅目前均處於較高水平，我們正在積極進行調研活動，以期土地使用稅和發電增值稅實現全免。但必須指出的是，這兩個稅費在整個新能源發電行業都存在，所以我們光伏行業要跟政府充分講清楚，為何給光伏行業減免，而不給其他行業減免。” 晶科電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總裁餘俏琦針對電網接入成本問題表示，這部分成本的下降依賴地方政府和電網溝通，而且，光伏企業應盡量把電站建在電網輻射范圍內，方便與電網接入。 而對於融資成本，多位光伏發電商表示，融資困難是目前不少光伏電站普遍面臨的難題，應該盡快提升金融界對我國光伏產業發展的信心。胡榮柱建議，國傢相關部門出臺政策進行相關引導，建立並強化金融界對“光伏行業是光明產業”的認知。 “除融資外的非技術成本都與國傢體制機制密切相關，是可改變的。”趙玉文表示，“我建議，政府應該推出一項制度，明確非技術成本在總成本中的占比。比如非技術成本不能超過總成本的5%。”趙玉文說。（編輯：Wen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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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4日，京津冀及周邊地區發生中-重度污染，PM2.5濃度急速上升；11月12-15日，39個城市拉響重污染警報，PM2.5小時濃度最高達289微克/立方米；11月23-26日，河北、山東、山西等北方多地再度陷入橙色警報……進入采暖季，重污染天氣出現的頻率與污染程度雙雙增加，霧霾接連殺下“回馬槍”，公眾對大氣污染治理的質疑隨之四起。 污染多次反彈，已推行的治理措施效果究竟有多大？投入大量財力、精力，空氣質量為何仍不盡如人意？采暖期間，污染控制真的那麼難嗎？帶著問題，本報記者采訪瞭中國工程院院士、清華大學環境學院院長賀克斌。暫未實現根本改變 但污染等級已有下降中國能源報：今年以來，一系列治理措施接連出臺，治霾力度持續加大。可是到瞭采暖季，污染似乎沒有減輕？ 賀克斌：實際上，不僅是老百姓提出疑問，就連部分地區的市委書記、市長也在問，按照要求治理瞭兩三年，怎麼一到冬天還是這樣？ 我經常會打這樣一個比方――傢裡孩子高燒41攝氏度，大夫讓孩子打針、吃藥。隔段時間再測，你發現溫度降到39攝氏度瞭，盡管摸起來還是很燙，但你更相信溫度計的測量結果，所以不會說大夫開的方子不對。同理，在判斷大氣污染治理成效時，我們更應相信科學數據，而不是目測。 根據空氣質量，污染可分為輕度、中度、重度及嚴重四個等級。以近期發生的一次重污染天氣為例，期間有12個城市出現重度污染，沒有一例嚴重污染。而去年冬季在類似氣象條件下，北方有40多個城市達到重度污染，34個城市出現嚴重污染。此外，前者持續的時間也比去年同期大大縮短。這些都說明，污染等級已經降低，污染癥狀也有所減輕，空氣質量正向好的方向發展。隻是目前僅靠肉眼感知，無法辨別“重度”與“嚴重”污染的區別，因此看起來污染似乎沒有減輕。至少降低兩個等級，我們才真正“看到”變化。中國能源報：冬季采暖對霧霾的貢獻究竟還有多少？ 賀克斌：在非采暖季，工業排放作為最大污染源，對PM2.5的貢獻約占45%，來自民用源的排放不到30%。一旦進入采暖季，做飯、取暖等民用排放一下就上去瞭，對大氣污染對貢獻接近50%，工業源則降至30%以下。綜合氣象條件，天上的擴散能力平均降低30%，地上的排放總量平均增加30%，兩個“30%”共同造成采暖季污染。目前的排放雖有減少，兩個“30%”排序卻未改變。也就是說，大氣污染治理遠未達到根本轉變的程度。火電治理基本“畢業” 潛力在於“動結構” 中國能源報：在已采取種種措施的基礎上，下一步如何挖掘減排潛力？ 賀克斌：統計顯示，過去5年，我國PM2.5濃度的降幅超過30%，超額完成大氣治理任務。尤其在“尾部治理”方面，動作最多、貢獻最大，貢獻位列二、三位的分別是能源結構、產業結構調整。 在此基礎上，尾部治理的剩餘減排空間相對有限。例如大型火電廠治理，我認為就基本“畢業”瞭。它的常規污染物排放已降至世界最低，未來再上什麼裝置、再進行大幅減排的意義不大。下一步重點應轉移到非電領域，同樣是用煤大戶，實現非電行業超低排放是潛力所在。 但我們也要看到，非電行業的減排潛力同樣有上限。要繼續實現深層治理，就到瞭不得不“動結構”的時候，也就是產業、能源、交通及用地結構調整。 以能源結構為例，為何要進行調整？已采取的“散亂污”企業治理等尾部治理方式，目前仍存在反彈可能，為防止企業偷偷排放，相關部門還需配套相應的監管措施。而能源結構一旦調整，企業用能就不可逆轉，排放情況隨之改變，未來自然不會再出現偷排行為，這才是根本。中國能源報：隨著四大結構逐步優化調整，大氣污染治理的拐點何時到來？ 賀克斌：我們首先需明確“拐點”的概念，它既包括污染天數，也包括污染程度的轉變。若以PM2.5排放情況作為參照，我認為2013年之後已經迎來第一個治理拐點。我國PM2.5排放濃度，已由過去是歐美國傢的10倍左右降至2-5倍，主要城市的PM2.5濃度也不再繼續上升。但要真正消除人民群眾對重污染天氣的印象，可能要到2025年左右。“藍天”與“低碳”目標 可實現協同共贏 中國能源報：為進一步提升治理效率，有哪些值得吸取的教訓？ 賀克斌：無論采取哪種治理措施，從設計到落實行動之間的距離、折扣越小，效果就越有保障。以目前爭議較大的“錯峰生產”為例，選哪些行業、停哪些企業、錯峰時間多久等，都是經過一番深入研究，而非圖熱鬧。但為何還有人提出質疑？關鍵在於，我們真正要減的是排放量，而不是錯峰生產的企業數量。 以前就曾發生部分地區把僵屍企業報上來進行“錯峰”的情況，相當於做虛賬。最終結果就是，“天上”不會給你回報。再以天津為例，去年冬季，全市錯峰生產的企業為300多個，今年卻隻有100多個。企業數量減少，並不意味著減排力度減弱，而是在總結前期工程的基礎上，錯峰生產越來越有經驗，效率也更高瞭。中國能源報：還有哪些過去曾被忽視的焦點？ 賀克斌：在給藍天“添彩”的同時，我們也要註意不給氣候“添亂”。 一位美國科學傢曾撰文指出，2000-2005年，全世界二氧化碳排放量在增長，但全球溫度並沒有上升，原因就是中國排放大量二氧化硫，形成具有降溫作用的硫酸鹽。中國從2005年起大幅進行總量控制，導致原本起降溫作用的顆粒物少瞭，全球因此升溫。 實際上，這個說法隻對瞭一半。因為在顆粒物中，也含有一種導致溫度升高的物質――黑碳，比如柴油車排放的黑煙中就含這類物質。正因我們做瞭大量治理工作，才讓導致全球溫度升高的黑碳顆粒才變少瞭。 這種說法雖然不科學，卻也提醒我們，實施清潔空氣行動的同時要兼顧氣候影響，保證“藍天”的同時也要平衡氣候變化的因素。而早在10年前，我國就已具備這種能力。產業、能源、交通及用地結構調整，恰恰也是溫室氣體減排的主要方向所在，藍天與低碳可以實現共贏。（編輯：Wen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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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３日在卡托維茲氣候變化大會高級別會議上說，本次大會是《巴黎協定》簽署以來最為關鍵的一次會議，氣候變化問題需要引起全世界的關註。

為應對日益嚴重的全球變暖等氣候變化挑戰，國際社會都期待與會各方能夠展現更積極的姿態，拿出更具體的行動。而這輪氣候談判一個重要目標是完成《巴黎協定》實施細則談判，真正釋放這一協定在應對氣候變化方面的潛力，這一過程中多方面的因素都在發揮作用。

“最後期限”

“最後期限”這個詞在不少與會官員的表述中出現。時間確實緊迫——2015年12月通過的《巴黎協定》是為2020年後全球應對氣候變化行動作出的安排，但目前各方在一些問題上仍有不少分歧。

根據《巴黎協定》，各方以“自主貢獻”方式共同應對氣候變化，目標是將全球平均氣溫升幅較工業化前水平控制在２攝氏度之內，並為把升溫控制在1.5攝氏度之內而努力。

古特雷斯說，各方按照承諾在卡托維茲氣候大會上就《巴黎協定》實施細則達成一致至關重要，但目前各方在具體的機制安排、發達國傢如何出資等問題上還沒有達成一致。

在這屆大會上，一部分發展中和發達國傢也選擇公開展現各自在2020年前已經開展的氣候行動，其中包括減少溫室氣體排放所采取的具體措施。

中國關切

中國生態環境部應對氣候變化司副司長陸新明說，中國代表團的首要任務就是確保如期完成《巴黎協定》實施細則的談判，這也是此次卡托維茲氣候大會的最重要日程。中方希望各方能夠相向而行，建設性參與談判，共同推動談判如期完成。

他說，希望各方能夠精準解讀、忠實落實《巴黎協定》精神和條款，維護《巴黎協定》精神和原則作為解決分歧的根本遵循，嚴守《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和《巴黎協定》基本原則，即公平、“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和各自能力的原則，照顧各個國傢的國情，落實自下而上、自主決定的機制安排。

據陸新明介紹，作為最大的發展中國傢，中國代表團將堅決維護發展中國傢的利益，鞏固中國負責任大國的形象。代表團將舉辦２５場邊會，進一步宣傳介紹中國應對氣候變化中的實踐和經驗，以及推動應對氣候變化的努力。

減排擔憂

在這屆大會前，已有多份科學報告陸續指出，當前應對氣候變化的形勢並不樂觀。

據世界氣象組織統計，歷史上有記錄以來20個最熱年份都出現在過去22年，其中最近4年占據瞭排行榜前4位。2018年，全球變暖趨勢仍在持續，海平面上升、海洋升溫和酸化、極端天氣等並無弱化跡象。

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最近發佈的一份特別報告也顯示，如果氣候變暖以目前的速度持續下去，預計全球氣溫在2030年至2052年間就會比工業化之前水平升高1.5攝氏度，嚴重威脅全球生態系統安全。報告還指出，全球二氧化碳凈排放量必須在2050年左右達到零，才能實現將全球氣溫升高控制在1.5攝氏度以下的目標。

面對這些挑戰，這屆大會也在積極調動民間的力量，讓更多人參與到應對氣候變化的進程中來。英國知名自然科學紀錄片主持人阿滕伯勒在大會上呼籲人們通過聯合國在社交媒體上推出的相關互動項目來積極發聲，支持應對氣候變化的全球努力。

阿滕伯勒對與會的官員說，人們“希望你們作為決策者，能夠現在開始行動”。

（逍遙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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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兩周將迎來2015年巴黎氣候大會以來關於全球氣候行動最重要的討論，凱瑟琳·厄爾利寫道。談判代表們將在已經變化一新的卡托維茲市，就減排的實施細則以及取在2020年制定更有力的集體氣候目標發出明確的政治信號。圖片來源：Umkatowice《巴黎協定》雖然在很多方面具有歷史意義，但也留下瞭許多關鍵性的細節問題有待商榷。現在解決這些問題的時間到瞭，各國政治領導人、官員、商界人士和活動傢將在未來兩周內齊聚一堂，確定落實關鍵的減排措施、防止氣候的災難性變化所需的諸多細則。近來的一系列報告給此次會談帶來瞭巨大的壓力。今年10月，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表示，各國必須在2030年之前采取行動，避免氣候變化最壞的影響，並呼籲“推動實現社會各個方面快速、深遠和前所未有的改變”，以及全球每年2.4萬億美元的氣候投資。上周，聯合國一份報告發現，各國當前減排量和所需減排量之間的差距大於之前的估計。報告警告稱，即使各國充分履行在《巴黎協定》中做出的承諾，全球溫室氣體排放量也不可能在2030年之前達到峰值。敲定細則卡托維茲市曾是波蘭煤炭行業的中心。而來這裡參加此次會議的談判代表們面臨著兩項主要的任務，一是就減排的實施細則達成一致，二是發出明確的政治信號、制定工作計劃，爭取在2020年制定更加有力的集體氣候目標。“《巴黎協定》決定采取自下而上、自主決定的方式，用比較巧妙的方式把很多實質性的矛盾掩藏起來瞭。”中國國傢應對氣候變化戰略研究和國際合作中心研究員傅莎說。所謂的“巴黎規則書”將闡明各國應如何規劃、實施和審查各自的減排進程，以及如何跟蹤、調動資金和技術支持，幫助發展中國傢遏制排放和適應氣候影響。透明度至關重要，有助於提供方法和政治信任，推動各國在2020年采取更加有力的行動。規則書必須在適用於所有國傢的普遍措施規則書中爭議最大的是如何對待各國在經濟發展方面的差異。《巴黎協定》之前，1997年的《京都議定書》對發展中國傢和發達國傢制定瞭不同的規則，但隨著中國、印度、巴西等國成為二氧化碳排放大國，這種規則不得不有所改變。“規則書必須在適用於所有國傢的普遍措施——例如透明度相關的規定——和國傢酌處權以及能力有限的發展中國傢需要的靈活性之間找到適當的平衡，”總部位於美國的世界資源研究所國際氣候倡議總監大衛·瓦斯科說道。繼5月的波恩會談未能就規則書的制定取得足夠進展後，在9月舉行的曼谷氣候會談上，美國阻撓瞭中國及其盟友提出的為發達國傢和發展中國傢制定不同規則的嘗試，氣候之傢（Climate Home）稱。但有觀察傢認為，個別國傢的領導力比規則書更加重要。“規則書很重要，但我們很容易誇大它的地位，因為《巴黎協定》進程的設計本意就是分散的——它需要靠各個國傢和地區帶頭，承諾采取行動，並且嚴肅地對待氣候問題，”智庫佈魯金斯學會的克羅斯-佈魯金斯能源和氣候倡議聯席主席大衛·維克托說。維克多說，近200個國傢就規則書所有細節達成一致的可能性很小。因此更重要的是，各國要展示自身的氣候變化行動，以形成可供其他國傢效仿的規范。緊張的地緣政治局勢幾個排放大國不太可能發揮領導作用。盡管特朗普政府的一份報告稱氣候變化將在民眾的生命安全、就業和財產安全方面給美國造成數千億美元的損失，但總統特朗普仍堅持退出《巴黎協定》的立場。巴西新當選的總統雅伊爾·博爾索納羅也發誓要退出該協定，而澳大利亞新任總理斯科特·莫裡森則表示他既不會實施二氧化碳減排，也不會提供氣候融資。然而評論員們希望，近期氣候變化方面緊張的地緣政治局勢不會破壞談判，而是反過來強化中國的領導作用。巴西環保團體網絡“氣候觀察站”執行秘書長卡洛斯·裡特爾認為，鑒於中國在巴西的投資情況，中國也許能影響巴西。“中國是巴西非常重要的商業夥伴，雖然大傢對新的政府似乎不抱這方面的希望，但中國或許能鼓勵巴西參與氣候行動。”中國民間組織創綠研究院的項目主管郭虹宇說，她希望IPCC的報告能推動中國繼續提出建設性方案，尤其是通過在會談中建立起來、以鼓勵討論具體解決辦法為目的的塔拉諾阿對話（Talanoa Dialogue）機制。“中國可以在塔拉諾阿對話機制下，與各締約方充分交換低碳轉型的經驗與教訓，尤其是在綠色金融、可再生能源發展、能效提升與電網建設方面，為各方通過全球盤點進一步提升其氣候目標奠定基礎，建立信心。”郭虹宇說。據外交部條法司一等秘書郭曉峰介紹，中國一直積極參與塔拉諾阿對話。“在此過程中我們還廣泛動員國內的智庫，NGO和政府部門積極參與，向秘書處提交各自提案，並報名參加對話會，”他說。環境智庫E3G高級政策顧問卡米拉·波爾恩認為，最終許多國傢的經濟——包括中國經濟——都與低碳議程保持一致，從而以事實說明各國有著執行《巴黎協定》的壓倒一切的決心。“中國在氣候方面可以提供更多援助，做更多事情。中國的繁榮發展有賴於多邊主義，而且也希望看到《巴黎協定》發揮作用，並且希望借此改善自己的形象，從而抵消其在貿易等其他領域遭遇的牽制，”她說。事實上，就在會談開始前48小時，中國、法國以及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在20國集團峰會間隙發表聯合聲明，重申對《巴黎協定》的“堅決支持”，認為這是一個“不可逆轉的進程，是強有力的氣候行動的指南針”。綠色和平中國高級氣候與能源政策顧問李碩認為，該聲明強調瞭中國利用氣候和環境議程獲取地緣政治利益的持續的政治興趣。“當前貿易的緊張局勢沒有分散中國對國際環境議程的關註，而是促使北京方面與志同道合的夥伴重新結盟，以推進全球氣候和生物多樣化議程，這是比較積極的，”他說。翻譯：金艷（編輯：Wen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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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鋁+水+空氣”發電，這項“黑科技”在寧波走向瞭市場。近日，筆者從中科院寧波材料所獲悉，該所研發團隊應用石墨烯對空氣陰極催化劑材料進行改性復合，大幅度提升瞭電池電化學性能。目前，這一電池已實現瞭批量生產，即將被應用於我市部分通信基站的備用電源中。
“鋁燃料電池相當於一個大功率、可自發電的‘充電寶’，通過簡單的加水或者加鋁操作便能發電。”團隊相關負責人薛業建說，這一電池系統具有能量密度高、安全、可循環、環保無污染等優點。測評顯示，安裝瞭車載“充電寶”的新能源汽車，能大幅度提升行駛裡程；通信基站使用鋁燃料電池後，遇到地震、臺風等惡劣天氣時可及時供電。由於其額定功率與我國大多數基站功率需求一致，無需改變原有設備就能直接替換，因此，鋁燃料電池在智能電網、基站備用電源、島礁供電等領域具有廣泛的應用前景。“由於功率受限，目前的鋁燃料電池仍無法替代目前的新能源汽車動力電池，特別是加速、爬坡性能跟不上。”薛業建說，團隊將進一步提升電池性能，力爭研發出15千瓦額定功率以上的電源系統。（編輯：Wen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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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保障國傢能源安全的戰略性產業，煤制氣發揮的作用達到預期瞭嗎？近兩年，我們常看到新項目上馬的消息，但真正做起來的有幾個？如果已投產的項目都沒瞭經濟性，後續還有新企業敢來嗎？”日前在中國石油和化學工業聯合會煤化工專委會年會上，中國大唐集團公司副總經理、中新能化公司總經理吳秀章用一連串的發問，揭示出煤制氣產業並不樂觀的發展現狀。 當前，我國天然氣對外依存度已接近40%，煤制天然氣作為“國傢能源戰略技術儲備和產能儲備”，在保障國傢能源安全方面意義重大。2009年8月，國傢發改委核準大唐國際克什克騰旗煤制天然氣項目（下稱“大唐項目”），並將其列為首個國傢級煤制氣示范項目。雖然發展已近10年，但我國煤制氣產業至今仍處於“不溫不火”的示范階段，與行業乃至國傢寄予其的厚望相去甚遠。目前，包括大唐項目在內，我國已有4個煤制氣項目投運，其中3個長期深陷上遊煤炭成本高企、中遊運輸管網壟斷、下遊氣價低迷等困境，出現長期虧損，無力實現良性發展。先行者們的這些遭遇，直接導致整個行業在濃烈的觀望情緒中躊躇不前。 究竟是什麼在束縛煤制氣這一“戰略性”產業？又該如何破局？帶著這些疑問，本報記者日前深入項目現場探尋答案。01、氣價一降再降，示范項目陷入虧損在位於伊寧的新疆慶華煤制氣項目廠區內，“煤制天然氣國傢示范項目”“國傢‘十二五’煤炭深加工示范項目”的標識隨處可見。 “2012年我們獲國傢發改委核準，是煤制天然氣國傢示范項目和煤炭深加工示范項目，共分兩期建設。一期項目采用的是固定床碎煤加壓氣化的技術，這是煤化工路線中流程最短、轉化效率最高、能耗水平相對較低的方式之一。一期成功投運就證明這項技術真正國產化瞭。”新疆慶華能源集團副總經理李旭光告訴記者，“我們規劃的總規模為55億立方米/年，目前投產的隻有一期，二期項目早已具備建設條件，但因為一期項目的遭遇，遲遲無法上馬。” 李旭光所說的“遭遇”源於一紙協議。2013年2月，新疆慶華與中石油天然氣股份有限公司簽訂《煤制天然氣購銷協議》。按照《協議》，新疆慶華以1.60元/立方米的價格向中石油銷售煤制天然氣，合同有效期持續至2042年12月31日。同時，雙方約定在協議期內，可定期對合同價格進行回顧，在雙方達成一致並簽訂補充協議後進行調整。 2013年12月28日，新疆慶華煤制氣項目一期工程產出合格天然氣，並正式進入中石油西氣東輸管網。彼時，經過國傢發改委當年對非居民用天然氣氣價的調整，全國平均門站價格（中石油等天然氣供應商向下遊售氣時的銷售價格）已由年初的1.69元/立方米提高至1.95元/立方米。 但兩年後，國傢發改委再次發出通知，自2015年11月20日起降低非居民用天然氣門站價格，全國平均降幅達到0.7元/立方米。新疆的非居民用天然氣門站價格更是降至1.15元/立方米，成為全國各省區中最低的門站價。換言之，此時在新疆地區，中石油通過門站銷售的管道天然氣價格已跌至1.15元/立方米，遠低於與新疆慶華此前約定的1.60元/立方米合同價格，出現“倒掛”。 經歷市場大幅波動後，“價格談判”開始成為新疆慶華與中石油業務往來的關鍵詞。據李旭光介紹，在雙方未達成一致意見的情況下，2016年1月1日起，中石油方面暫停向新疆慶華進行結算。因中石油的結算款是新疆慶華唯一的資金來源，後者隨即陷入嚴重的財務危機，資金鏈一度崩斷。“為確保國傢示范項目能夠暫時生存，在新疆自治區政府的幫助下，雙方同意暫時先按1.15元/立方米的臨時價格進行結算。”此後，隨著國傢兩次降低增值稅率，這一臨時結算價又分別下降至1.13元/立方米和1.119元/立方米，大幅低於合同價，新疆慶華隨即進入漫長虧損期。02、行業虧損面大，產購雙方各有說辭同病相憐的還有大唐13.3億立方米/年的一期煤制氣項目。事實上，除內蒙古匯能16億立方米/年煤制氣項目因其產品以液化天然氣（LNG）形式直接銷售，無需通過管網運輸而實現盈利外，國內已投產的3個煤制氣項目，目前全部因價格問題而處於虧損狀態。 據中新能化公司副總經理、大唐克旗煤制氣公司總經理夏俊兵介紹，大唐項目一期於2013年12月24日並入北京燃氣管網，並正式向北京供氣。先後歷經4次降價調整後，大唐項目的含稅結算價格已由運行初期的2.72元/立方米，降至目前的1.77元/立方米，降幅接近1元/立方米。“氣價隨著實際市場情況變化，這一點我們認同。此前中石油借著國傢發改委調整天然氣門站價等機會給我們降價，而後來北京地區的民用氣價每立方米上漲超過0.2元，中石油給我們的價格卻沒變。說實話，按照現在的價格區間，大多數煤制氣企業根本生存不下去。” 然而，中石油似乎也有苦衷。根據中石油今年8月和10月針對新疆慶華煤制氣項目所提出的關於結算價格和供氣量等問題的復函，其下調氣價的原因是“煤制氣與常規天然氣在進入管道後混合統一輸送，銷售時無法區分，門站價格下調已導致中石油出現嚴重的價格倒掛，相關銷售業務也處於虧損狀態”。 此外，復函還指出，新疆慶華方面供氣量未能達到合同要求，中石油方面需大量采購LNG現貨補足，導致其嚴重虧損。 但李旭光對此提出瞭不同看法：“一是新疆慶華與中石油天然氣股份有限公司簽訂的《煤制天然氣購銷協議》中並沒有就價格調整機制進行約定，因國傢下調門站價格而造成中石油虧損，責任不能由新疆慶華承擔；二是由於中石油單方面下調收購價格，造成項目現金流嚴重短缺並出現巨額虧損，企業已無力興建二期項目保障供氣量；三是從2015年4月起，中石油方面通過電話、書面來函等方式要求企業主動限產。”此外，李旭光還強調，在此期間中石油並未就供氣量問題提出任何書面異議，且每月都是按照實際供氣量接收供氣並據實進行結算。 對此，記者進一步致電中石油方面，希望瞭解相關細節及最新價格談判情況，但中石油方面稱其內部正在進行架構調整，原來的分管人員已經調動，暫時無法及時回復。截至發稿，記者仍未收到相關回復。03、成本居高不下，定價缺乏固定參考“目前，如果煤價按照160元/噸計算，我們的項目僅生產成本就要1.1―1.2元/立方米。”據李旭光介紹，由於新疆慶華自身持有煤礦資產，煤價成本與其它同類項目相比具有一定的價格優勢。但即便如此，原料成本也要占到生產成本的1/3左右。“財務成本占30%左右，其它就是設備折舊和人工等成本。” 而據吳秀章透露，大唐項目的原料成本占比則高達60%。目前，中石油方面對大唐項目產出的煤制天然氣收購價格比新疆慶華項目高出約0.6元/立方米，其中大唐方面原料成本居高也是重要原因之一。“近年來，能源價格劇烈波動，煤價從300元/噸漲到600元/噸，國際原油價格從45美元/桶漲到高時85美元/桶，但2016―2018年的3年間，天然氣價格卻沒變過。” 吳秀章表示，由於成本居高不下，目前煤制天然氣價格又低於進口氣價，加之進口管道氣享受國傢優惠政策，煤制氣價格始終缺乏市場競爭力。 究其根本，李旭光認為，這是因為煤制氣價格目前缺乏合理的定價參考。“最好可以在適當考慮成本的前提下給出一定的價格參考，例如國際油價、進口管道氣價等都可以作為參考標準。既然是從國傢戰略和能源安全等方面定位煤制氣，我認為進口管道氣價是一個很好的參考。” 對此，中國石油和化學工業聯合會煤化工專委會副秘書長王秀江也表示，目前我國尚缺乏統一的煤制氣定價機制，可參考進口氣價確定相應的煤制氣收購價格浮動機制。“同時，也需出臺兜底機制，解決當前煤制氣入網價嚴重低於企業生產成本的現狀。此外，可進一步加大天然氣管網改革力度，管輸和銷售分離進行直供氣，煤制氣企業隻需交一些管輸費，即可按市場價向用戶直接輸送。” 此外，煤炭供應量難以保障，也在限制煤制氣行業的發展。吳秀章告訴記者：“受冬季地方‘保電煤’政策以及煤企自身環保生產壓力的影響，今年1―2月、6―7月曾分別出現過原料煤供應嚴重不足的情況，導致大唐項目被迫降負荷生產。如果我們的第二條生產線上馬瞭，煤炭供應將存在更大的不確定性。” 石油和化學工業規劃院能源化工處處長王鈺進一步指出：“煤制氣項目盈利水平受限的核心原因是進入管道的天然氣售價太低。無論是新疆慶華，還是大唐克旗等項目，如能按照最初合同約定的價格銷售，企業都是能賺錢的。但因天然氣管道由中石油一傢控制，煤制氣企業長期缺乏定價話語權，實際氣價與合同約定的價格差距較大。”04、產能釋放受阻，企業謀求產品轉型另據記者瞭解，相較於其它煤炭深加工和煤化工項目，煤制氣行業還存在產品結構單一的問題。“主要產品隻有天然氣，不像其它煤化工項目還有中間產品，因此所有煤化工項目中投資回報最低的就是煤制氣。”吳秀章說。 此外，管道氣無法存儲且產品需求具有很強的季節性，也成為制約煤制氣發展的重要因素。“夏季天然氣需求極少，北京冬季一天的用氣量高達1.2億方，夏季則不到2200萬方，這意味著長達8個月的時間內，市場幾乎不需要天然氣。”吳秀章表示，基於這一原因，大唐項目第二條生產線雖已建成80%以上，但現在仍不敢輕易投產。 夏俊兵同時透露，大唐方面目前正考慮在生產天然氣的同時，將一半產能改為甲醇及乙二醇，“這也是不得已的辦法，否則停產也是損失。”無獨有偶，新疆慶華也曾嘗試轉型到其它煤化工領域。“但由於我們在項目申報時是兩期工程一起進行的，且全部按照煤制氣項目進行核準，想要變更項目性質非常困難。另外，從長遠看，天然氣仍有廣闊的市場空間，但其它煤化工產品可能很快出現飽和。”李旭光說。 “調整產品結構是困局之下的一個突破口。”王鈺說，“但也要看到，現代煤化工產業發展多年，可選擇的產品方向並不多，很多產品本身就面臨產能過剩等隱患。”05、存量項目堪憂，後續工程難以推進中國石油和化學工業聯合會煤化工專委會統計數據顯示，截至2018年9月底，我國煤制天然氣產能為51.05億立方米/年，今年前三季度總產量為20.06億立方米，產能利用率僅為52.4%。預計四季度受冬季需求旺盛影響，產能利用率將有小幅提升，全年總產量有望突破28億立方米。 根據《能源發展“十三五”規劃》，“十三五”期間，我國煤制天然氣生產能力目標為170億立方米左右，其中新疆準東、新疆伊犁、內蒙古鄂爾多斯、山西大同、內蒙古興安盟被列為煤制天然氣項目建設重點。 吳秀章指出，在幾乎全行業虧損的情況下，國傢接下來應加強產業引導，首先要讓那些為國傢能源安全做出貢獻的企業生存下去。“如果作為探路者的老企業都對後續發展沒有積極性，或者無力把已經建成的產能轉化為產品，那麼哪還有新企業再來建設煤制氣項目？煤制氣成為我國氣源有效補充的前提是項目經濟性能夠維持企業的健康運營、市場環境能夠吸引更多投資。” “去年冬季供暖季，4傢煤制氣企業合計供氣11.4億立方米，這點值得肯定，足以看出煤制氣的重要性。”但據王秀江透露，除在運的4個項目外，目前已拿到“路條”獲準建設的項目多處於觀望狀態，暫無上馬之意。評論：煤制氣定價機制不應缺位 有的項目長期盈利艱難，投運以來叫苦連連，無奈謀求轉產；有的項目停滯不前，即便拿到“路條”多年，也遲遲不敢真正動工；有的企業則“靜觀其變”，嘴上喊著要抓住機遇“從中分一杯羹”，實際卻又沒有大動作――煤制天然氣行業的矛盾與反常現象值得反思。 支持者有之，質疑者也有之。但不可否認的是，作為國傢認可的“能源戰略技術儲備和產能儲備示范工程”，煤制氣項目有其存在的意義與價值。從保障能源安全出發，在我國天然氣對外依存度逼近40%的今天，煤制氣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從清潔利用角度來看，“由煤到氣”無疑是煤炭行業轉型的有效路徑之一，對化解過剩產能同樣有利。再從現實情況分析，在天然氣需求量快速增長，尤其是冬季保供、清潔取暖等壓力下，煤制氣的作用更加突出。 正是鑒於種種優勢，煤制氣市場廣被看好。全國已建、在建及擬建項目數量總和曾一度超過60個，若悉數投產，未來產能將達2600億立方米/年以上。這一數量甚至是《煤炭深加工產業示范“十三五”規劃》目標170億立方米/年（到2020年）的15倍之多。 但如今在運項目一虧再虧、投資企業熱情大減，行業整體舉步維艱。從備受熱捧到極速降溫，究竟是什麼限制瞭煤制氣發展？ 輸氣管網長期受制於人，收多收少、價高價低均由對方說瞭算，收購價與生產成本“倒掛”，項目自身長期缺乏議價權――這是煤制氣企業集體反映的核心問題。進一步深究，各問題背後卻又牽涉著一條共同的主線：定價機制。 目前，除1個煤制液化天然氣（LNG）項目外，我國在運的其他3個煤制氣項目均需通過輸氣管網實現銷售。運行初期，收購價格以實際成本為基礎，按照產品成本加上一定利潤的方式進行計算。按照當時的定價機制及合同價格，煤制氣企業足以盈利。比如，作為首個示范工程的大唐克旗項目，初期氣價就高達2.72元/立方米。 但後來，隨著天然氣行業推行價格機制改革，要求氣價與市場競爭形成的可替代能源價格掛鉤，在此基礎上倒扣管道運輸費後，再回推確定天然氣售價。以國傢制定的統一門站價格為最高上限，對煤制氣等非常規天然氣出廠價格實行市場調節，由供需雙方協商確定氣價；進入長輸管道混合輸送的，執行統一門站價。據此規則，在上限已定的基礎上，煤制氣價格本應隨行就市。但如今，“市場的”真的回歸市場瞭嗎？ 近年來國際原油價格逐步回升，同屬現代煤化工的煤制油等紛紛收益，煤制氣價卻持續低迷；當原料煤價格應市而漲，一路從300元/噸升至600元/噸，煤制氣價卻仍“按兵不動”。加之現階段隻有價格“上限”，既無其他參照，也無兜底的“下限”價格體系，煤制氣價更多隻能“聽命於人”。價格長期“倒掛”，既不能反映項目本應有的市場價值，更難以發揮所謂“戰略”行業的作用。煤制氣行業如今是“泥菩薩過河，自身難保”。 縱觀其發展歷程，煤制氣自身的確存在一定不足，但作為一個國傢層面的戰略產業，沒有一個合理而完善的定價機制，產業也將失去穩定、健康發展的前提與基礎。在困境求生的背景下，若大面積發生現有項目轉產、後續項目斷層等情況，將對保障國傢能源安全工作造成隱患。什麼才是真正適合煤制氣行業的定價機制，這是當前亟待尋求的答案。（編輯;Wen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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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1月30日，中國金融學會綠色金融專業委員會（綠金委）和倫敦金融城綠色金融倡議在倫敦聯合舉辦瞭第三次中英綠色金融工作組會議。中央財經大學綠色金融國際研究院院長王遙教授、助理院長施懿宸教授應邀參會。會議由綠金委主任馬駿博士和綠色金融倡議主席Roger Gifford爵士共同主持，來自兩國金融機構和第三方機構的嘉賓以及專傢學者等約80人出席瞭會議。會上，王遙教授就ESG（環境、社會、治理）投資主題發表瞭主旨演講，介紹瞭中央財經大學綠色金融國際研究院的ESG數據庫和相關研究。目前綠金院已經積累瞭7年滬深300綠色評級數據和3年滬深300和中證500的ESG評級數據。基於這些數據的研究發現，中國部分上市公司的ESG表現與其財務表現的多個指標之間存在相關性，ESG表現更好的上市公司，其財務表現更好。隨後，王遙教授及與會專傢討論瞭ESG投資面臨的一系列挑戰，包括ESG定義缺失、信息不對稱、投資成本較高和人才不足等。會議期間，中英雙方還共同發佈瞭《“一帶一路”綠色投資原則》，就綠色資產證券化、金融機構環境信息披露試點等議題展開瞭深入討論，各議題負責人分別匯報瞭全年工作進展和研究成果，並發佈瞭第二份《中英綠色金融工作組進展報告》。
（編輯：Wen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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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財經大學綠色金融國際研究院12月4日在波蘭卡托維茲2018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Cop24)期間發佈瞭《構建中國綠色金融體系：進展報告2018》。報告顯示，綠色金融已經成為推動中國生態文明改革和綠色發展的重要抓手。綠色金融對整個金融體系的影響不斷加深，並已逐漸呈現瞭主流化趨勢。本次發佈的報告是繼2017年發佈首份成果後，中財大綠金院再度通過第三方視角，對中國政府發佈《構建綠色金融體系指導意見》後第二年（2017年9月-2018年9月）間，構建中國綠色金融體系重要進展情況進行的總結評估，並逐點對綠色金融各領域發展提出瞭具體建議。報告顯示，過去一年間，中國綠色金融體系的構建，更加深刻影響瞭中國生態文明改革和綠色發展進程，主要進展包括：頂層設計綠色金融寫入“十九大”報告，展示中國發展綠色金融最高決策。在生態文明、環保新局下，綠色金融“頂層設計”覆蓋更多部門，政策傳導向和政策工具使用向縱深化推進。地方試點五省（區）綠色金融改革試點在工作機制、組織機構、產品和服務創新、區域環境權益交易市場、配套制度、激勵約束機制、國際合作和區域合作等方面有序開展。此外，非試點地區政府和市場主體也開展瞭形式多樣的探索與實踐。綠色信貸商業銀行參與綠色信貸工作的積極性顯著提高。綠色信貸統計制度等相關制度進一步規范。監管評價方法日益健全，鼓勵金融機構開展綠色信貸業務的激勵政策不斷完善。根據銀保監會公佈的數據顯示，截至今年7月末，中國綠色信貸餘額已經超過9萬億元。綠色證券和指數過去一年，境內綠色債券發行一級市場迅速擴容。綠色債券“走出去”與“引進來”實現雙向良性發展。綠色債券種類日益豐富，市場創新能力不斷增強。綠色股票指數體系不斷擴充和完善。與此同時，上市公司強制性和半強制性環境信息披露制度逐步確立，眾多機構積極推進企業社會責任發展。此外，保險資金投資綠色金融取得初步成果。綠色發展基金和綠色PPP數據顯示，2018年綠色基金設立178隻。各地綠色基金創新產品不斷湧現，配套政策和制度法規逐步完善。與此同時，綠色金融對推動PPP持續發展的支持力度穩步加大。引入社會資本和專業運營成效顯著。綠色保險環境污染強制責任保險制度建設穩步推進，2017年，環境污染責任保險為1.6萬餘傢企業提供風險保障306億元。與此同時，綠色保險的種類不斷擴大，環境風險管理能力日益提升，助力環境改善的作用不斷增強，增信融資能力日益凸顯。此外，綠色保險的科技化趨勢愈發明顯。環境權益交易市場全國統一碳排放權交易市場宣佈啟動。而在此前啟動交易試點的地區中，2017年9月至2018年8月，八個試點累計成交量0.59億噸，累計成交額12.7億元。排污權交易探索時間早，但進展較慢。節能量和用能權交易處於機制設計的探索階段，市場發揮配置水資源的作用處於起步階段。國際合作綠色金融在全球繼續呈現快速發展的勢頭。中國積極與世界各國在G20、TCFD、央行與監管機構綠色金融合作網絡（NGFS）、國際金融公司（IFC）支持的SBN等多邊框架下進行討論與合作。這些討論、合作及相關成果將越來越多的國傢納入到全球綠色金融體系的構建框架中，繼續釋放國際層面及國內層面的政策信號，並提供不斷完善的方法論指導。風險防范過去一年間，中國金融體系風險防范工作全面，綠色金融相關監管機制逐步完善，環境風險管理政策推動初有成效，監管機構也在探索如何在促進綠色發展實踐中平衡自身利益和風險控制。2018年以來，數傢企業IPO上會也因為環保問題而被拒絕，體現環境因素對金融體系風險防范微觀影響。中央財經大學綠色金融國際研究院院長王遙教授表示，過去一年，中國政府推動綠色金融發展的決心更加明顯，政策工具使用上實現瞭務實創新。在綠色信貸、證券、保險、基金、ESG等領域，政策與市場，中國與世界，制度與實踐均實現瞭較為良性的發展。綠色金融對於影響整個中國金融體系和經濟社會綠色轉型的作用更趨主流化。清華大學金融與發展研究中心主任、中國金融學會綠色金融專業委員會主任、聯合國環境規劃署特別顧問馬駿指出，中國綠色金融在頂層設計驅動下，正處於參與主體不斷增多，市場優秀實踐不斷促發，各方保持良性互動的黃金時期。未來，隨著《指導意見》35條內容的進一步落實，綠色金融將會對中國改善環境現狀，促進經濟社會的綠色發展和轉型，履行全球應對氣候變化和可持續發展責任，發揮更加重要的作用。在取得瞭諸多進展的同時，中國綠色金融在相關法律法規及政策體系、組織機構體系、產品服務體系、綠色標準體系等方面都具有進一步發展的空間。本次發佈的報告針對中國綠色金融體系未來發展逐點分析，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提出瞭建議：推動落實和制定政策激勵保持可持續思維，推動長久完善綠色金融激勵政策制定和落地，保持政策穩定性。推動間接激勵和直接促進“外部性內部化”的綠色金融政策措施同步發展。形成相關機制，保證中央層面制定的有關政策有效“下沉”到地方，並積極推廣和參照地方試驗區創新經驗，保持綠色金融政策工具使用的創新趨勢。推進綠色金融標準化工作針對綠色金融的各領域，進一步建立統一、明確，在區域間、國內外具有較高互識互認程度，且具有良好可操作性的“綠色”標準和評估指標。規避標準不統一引發的概念混淆、監管套利，以及造成的區域間、國際間綠色生產要素流動不通暢問題。完善法律法規，明確監管權限讓綠色金融有法可依。加速推動綠色金融領域的法律法規制定工作，重點推動綠色證券、保險、環境權益交易等領域的法律法規。理清當前情況下的多頭監管和窗口指導不統一等問題，明確和劃定不同監管機構間的權限，形成相關監管協調和溝通機制，完善和豐富從中央到地方的綠色金融組織體系，保證綠色金融發展行穩致遠。加強綠色金融產品創新通過創新增強綠色金融產品和服務的供給能力，增加支持綠色金融創新的政策彈性。在已經具備較為審慎的風險控制機制的領域，可以適當放開風險管理，如可以降低商業銀行對綠色債券的風險權重等。加大科技應用助力產品研發，為綠色金融產品的創新研發提供高質量，更全面的數據支持。強化風險防控和環境信息披露擴大環境壓力測試等環境風險評估工具的應用領域，拓寬應用場景。進一步加強對上市公司的環境信息披露的監管，保證披露信息的真實性和有效性。加強對第三方機構的監管，有效防范各類“洗綠”行為。為綠色金融發展營造健康、公平的環境。推廣ESG投資依循政策指引，利用有效的激勵措施，進一步提升投資者進行ESG投資的責任意識。同時，利用政策杠桿，進一步限制針對污染行業的投資。推動ESG評級體系的統一發展，完善綠色投資相關數據庫統計、綠色投資績效的評估工作的開展。（編輯：Wen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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