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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冬的北京，氣溫降至冰點。清早天不亮，頭發花白的張志敏就下地采收蔬菜瞭。這位精通3門外語的農人曾是都市金領。15年前，她放棄都市生活，在北京市房山區拉扯起一傢生態農莊，拒絕使用一切農藥、化肥、抗生素進行種養。
幾個小時後，張志敏傢的蔬菜將被她擺上北京有機農夫市集的貨臺，猶帶著少許微濕的泥土，沒有塑料包裝或其他品相上的美化。市集上的農副產品都走“接地氣”的“顏值”路線，以天然、有機為賣點。這個市集是臨時性的，每周二、六、日在不同商圈舉辦，每次持續四五個小時。市集規模也不大，僅有二三十個鋪位，賣傢以小農戶為主。
種菜的和吃菜的面對面交易交流。信任，在這筆買賣裡格外重要。農人們堅持生態種養，用良心培育有機產品，減輕農業活動對環境的負面影響。市集為產品品質做背書。消費者參與對農戶的監督，並願意支付高價購買自己認為放心的食品，即便它們並沒有經過正規的有機認證。
令人咋舌的“白菜價”
你在為什麼買單，味蕾還是生態環境？
頭一回逛北京有機農夫市集，“東西貴”可能是第一印象。生栗子20元一斤，鮮雞蛋2元~3元一個，買幾根萵苣甚至要花100多元，遠超其他菜市場菜價。
可奇就奇在，貴有貴的“粉絲”。一杯豆漿10元，要趕早才能喝到；一套煎餅果子25元，得排長隊等；一盒草莓12個，賣100元，搶購還得下手快。買到的，連贊“好吃”“超值”；沒趕上的，少不瞭懊惱：“下回還得早點來。”
“這兒的菜和超市裡的味道就是不一樣。”拖著購物車的市民王阿姨是市集的常客，傢裡90%的菜都從北京有機農夫市集采購。她笑著說，自己的嘴已經被這兒的菜養刁瞭，大腦管不瞭嘴：“沒辦法，味蕾會有記憶，沒吃到就會一直惦記。”
消費者支付高價，犒勞的是自己的胃，也是種養者的勞動。因為不打藥不施肥，又想讓作物長得好，種養者的工作量自然得翻倍。
比如一盒草莓賣到100元的王鑫。種植的每個步驟中，他都要嚴格記錄和測量。每天一大早，他都要到棚裡檢查幾千株草莓的生長情況。摘掉所有植株新長出來的匍匐莖，防止其消耗過多養分。然後進行日常管理，包括開風口、澆水、摘老葉、觀察病蟲害情況等。他給大棚通風降溫也有講究。平時會詳細記錄溫度和光照時間，幾點開始降溫，幾點能升到多少度，據此給大棚開風口。開一會兒還要再關上，不然降溫太快。這些因時制宜的操作頗為繁瑣，遠不如打藥省事，很多果農已不願做。
賣栗子的王秀亮亦有同感。栗子秋季成熟，掉落樹下。樹下雜草又高又密，既影響撿栗子的速度，又容易造成撿拾不盡，平白損失瞭產量。所以，不少農戶會在夏季栗子落地前向樹下噴灑除草劑。可是這樣一來，栗子的品質和土壤就會受到殘留除草劑的影響。王秀亮和農戶們約定，不許噴除草劑。每年栗子成熟前，他還要上山檢查，打瞭藥的，草疏葉黃，“一眼就能看出來。”
“我們不僅生產瞭健康的食物，也保持瞭健康的生態。”對面攤位上的張志敏掏出平板電腦，向顧客展示著她的天福園生物多樣性農莊。15年前，那裡土壤貧瘠。長期的果樹種植和除草劑使用，導致土壤退化。張志敏接手後，嘗試通過生物多樣性構建起一個穩定的環境，讓它面對病蟲害等外部威脅時可以做出自然的防禦。在這座看似“荒野”的農莊裡，茂密的野生灌木隨處可見。昆蟲甚至更多地停留在少有人為幹預的野花、野草叢中，反倒讓蔬菜幸免於難。野草滋養瞭昆蟲的生命，農民不必見蟲就殺。
所以，當被問到她的蔬菜為什麼這麼貴時，張志敏反駁：“其實我們價格還是低。我們在承擔環境保護的成本，但它並沒有體現在價格裡。”
北京有機農夫市集召集人常天樂表示，“吃的東西不應該是污染地球的。保護環境是種責任，如果地球在我們手裡搞砸瞭，那我們怎麼對得起下一代人呢？”她希望消費者不單付錢買食物，更能思考食物生產與環境的關系。
在這個市集上，買傢和賣傢逐漸形成價值共識——共同關註食品安全和環境保護。農人們不為消費者提供塑料購物袋，消費者采購時自備購物車，連買豆漿都有人自帶杯子，傢裡有富餘的購物袋還會捐給賣傢，以便循環使用。在此基礎上，市集延伸出其他業務領域，比如環保手作、舊物維修等，倡導立體式的綠色生活。
未認證的“有機”產品
認證體系和小農戶，究竟誰“拋棄”瞭誰？
北京有機農夫市集的活動始於2010年。常天樂回憶，早期的想法很簡單，就想有個好平臺，讓從事有機生產的小農戶有渠道賣菜，也讓消費者放心買。
有機食品通常意味著健康、安全。但近年來，這個行業亂象頻出。此前據媒體不完全統計，2016年以來，至少有8批次國內有機食品和7批次進口有機食品登上原國傢食藥監總局的“黑榜”。曾有業內人士向媒體透露，有機食品認證發證後，有的認證機構可能每年最多去企業檢查一兩次，而有些企業在幼苗期噴灑農藥，檢測時很難查出。
對自傢農產品品質信心滿滿的北京有機農夫市集農戶們毫不諱言，他們的菜沒有接受過有機認證，因為現行認證體系對小農生產“不合適”。
2011年至2014年，我國先後修訂瞭有機產品國傢標準、《有機產品認證管理辦法》和《有機產品認證實施規則》，新的有機產品認證、監管體系堪稱“史上最嚴”。比如，認證程序更加嚴格規范，規定對產品所有生產季（茬）均需現場檢查和對所有認證產品都要進行產品檢測等。
然而，檢測費不便宜。擁有認證資質的北京某認證中心在其官網上公佈的收費標準顯示，每個認證項目，農場需要支付申請費、註冊費、年金共1萬元，檢查及審定費每人每日3000元，此外還有產品檢測費、檢查員差旅食宿費、後續檢查費、取樣費等。各傢認證機構的收費標準略有不同，總體來看，每個項目收費低則1萬多元，高則兩萬多元。
“我得賣多少栗子才能掙好幾萬？而且還要年年認證、年年交。”王秀亮說。
一個小農場，如果一年種20多種菜，即便它們都隻長一茬，也要做20多項認證。成本之高，令小農戶難以承受。
現行規定還明確，銷售產品需使用銷售證並建立“一品一碼”追溯體系，以便對認證產品的產量與銷售量進行匯總和核算。也就是說，黃瓜一根根賣和幾根一袋地賣，需要的認證碼數量不同。在生產階段對收成和銷售方式做出如此精準的推算，對小農戶來說著實不易。
業內專傢坦言，現行認證體系的制定初衷是好的，但的確更適合規模化生產的農場。
小農戶們希望有更“親小農”的認證方式。而北京有機農夫市集正在實踐的參與式保障體系（PGS）就是解決方案之一。PGS由國際有機農業運動聯盟（IFOAM）提出並推廣。它讓消費者、市集組織者、生產者共同作為質量監督員。北京有機農夫市集消費者為農戶做背書，同時每月不定期組織農場拜訪活動，邀請消費者、其他農戶、技術專傢、媒體共同參與監督。
“在這個環境裡，作假成本非常高。一旦作假，在這個圈子裡就混不下去瞭。”常天樂介紹，幾年前，就有一傢農場被揪出瞭貓膩，被市集除名。當時，市集上的其他農戶發現，這個攤位上的菜“看著不對勁”，種類太多，品相太好，冬天自然生長的西紅柿怎麼像夏天的那麼紅？市集因此組織瞭針對這傢農場的突擊式參觀。果然，空農藥袋子赫然散落在地裡，農場員工承認近期打過農藥。這傢農場還從其他農場收購非有機種植的蔬菜，帶到市集銷售。
農戶們積極參與監督，因為“他們不想有害群之馬。”常天樂說，大傢都在共同呵護著市集的信譽。
易受沖擊的信任
隻服務好老顧客，還是繼續開拓新客源？
行業內的有機小農珍視信譽。面對面交易，更提高瞭買傢對賣傢的信任度。不過，發展瓶頸也初露端倪，市集上的老顧客比例正越來越高。2012年市集銷售額達到高峰後，就有所回落，近些年保持穩定。
被問及是否會為此感到焦慮，常天樂抿嘴猶豫瞭幾秒：“還好吧，為什麼要不斷地提高呢？穩定也可以是常態。”但她也期待著拓展客源。眼下希望加入市集的農戶很多，可顧客不足，縱然攤位多瞭，菜還是賣不掉。“消費者數量上去瞭，才能服務更多小農。”
信任，讓這裡的老客戶消費黏性更強。但信任，也是市集開拓新客源時最大的一道坎。不瞭解PGS和農人故事的新客戶，本能地對這些未經認證的的有機產品存疑。市集顧客呂女士說，她的一位朋友就不信市集：“他隻相信父母從老傢寄來的農產品才是最安全放心的。”
社交媒體是市集線上輸出理念、吸引新客的主陣地。早年，北京有機農夫市集在微博上大量“圈粉”，後來微信強勢崛起，市集的傳播重心轉向微信，但傳播效果不如預期。
在線上，相似的有機農人故事並不少見。它們亦真亦假，勾起公眾情感共鳴的同時，也沖擊著公眾的信任。比如，前不久在微信朋友圈流傳的文章《那個叫“楊霞”的女人，你在某某地方火瞭》。文中介紹，從小生活在大山裡的楊霞到大城市拼出瞭一番事業。有感於市面上蜂蜜質量不佳，她回鄉經營土蜂蜜，找回兒時的味道。故事推高瞭產品線上銷量。可收貨後網友卻大呼上當，直指其質量不佳。這款蜂蜜還被爆出沒有食品安全相關證件，也沒有工商註冊，就連所謂的養蜂合作社地址都是假的。近日，事情再度出現反轉，當事人楊霞向媒體表示，多傢蜂蜜微商利用她的故事打廣告，其所售蜂蜜與她無關。
此事至今尚無定論，但可以肯定，這個打感情牌、搞故事包裝營銷的有機產品黃瞭，公眾的信任被挫傷瞭。
這類事件是否會讓北京有機農夫市集的潛在客戶變得“不敢信”？常天樂認為：“我們（規模）還太小，所以還影響不到我們。”但論及市集在微信平臺上新客戶拓展表現不佳的原因，她也有些拿不準，可能是微信的傳播特性決定的，“也可能我們傳播上有不到位的地方。”
有人當面評價常天樂，說她搞的是小烏托邦，成不瞭什麼大事。“潛臺詞就是不現實嘛。”她笑道，農夫市集從目前的規模來看是小眾的，“但我們關註的食物和環境議題是全人類共同的話題。”
打“擦邊球”的市集
隻能喘息於執法尺度寬嚴之間？
除瞭公眾的信任，農戶們還期待法律法規為他們留方寸空間。
2010年以來，有機市集在北京、上海、成都、深圳等20多座城市湧現。但有機小農另辟蹊徑的PGS實踐，走得並不容易。沒有“有機”的“名分”，他們隻能小心翼翼地打著政策“擦邊球”。
我國《有機產品認證管理辦法》第三十五條規定，未獲得有機產品認證的，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在產品、產品最小銷售包裝及其標簽上標註含有“有機”“ORGANIC”等字樣且可能誤導公眾認為該產品為有機產品的文字表述和圖案。否則，將被地方認證監管部門責令改正，並處3萬元以下罰款。
為瞭規避風險，在絕大多數市集上，消費者隻能在農戶的口頭介紹和一些市集的名稱上找到“有機”的說法。
然而，一位北京市工商部門工作人員對記者表示，市集的廣告中如使用“有機”字樣，就必須證明它的真實性，若無法證明，可能構成虛假宣傳。“那就看執法者執法尺度的寬嚴瞭。”
此外，這類市集所涉及的食品安全、經營資質、場地性質等問題，還牽涉市場監督管理、城管、消防等多部門管轄，也存在打政策“擦邊球”的問題。一旦有關部門找上門，市集和農戶隻能靠解釋。“解釋得通，就暫時安全。”從業者感慨。
一位學界專傢向記者表示，希望國傢法律和政策能夠關照到PGS的參與方。即便它們未來三五十年都成不瞭主流，但它代表著農業綠色化、可持續發展的方向。“與其將來在末端治污上下大力氣，為什麼現在不把功夫做在前端保護上呢？”
為瞭給自己正名，從業者從未放棄嘗試。2017年底，包括北京有機農夫市集在內的全國近20傢農夫市集、生態農產品消費平臺和公益組織等，聯合成立瞭三葉草PGS學習網絡。它們抱團取暖的目的之一，在於推動法律、政策的改變，使之更有利於小農戶從事生態農業。“但是具體的（推動）路徑不太好找。”常天樂說，畢竟，“法律修訂是件多大的事情啊。”
（逍遙客）
source:https://www.huanbao-world.com/a/zixun/2018/1226/72021.html